不过,无意插柳柳成荫,此举产生了意外的成果:中文法学出现了一个包括英文法学中right、power两方面内容或甚至还包括剩余权内容的新的权字,从而形成了中文法学独有的语言资源。
[73] 杨廷栋:《法律学》,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分别见第 3、9页,第51—55 页。梁氏使用的权力,差不多都是在与权利对称、平行的意义上使用的,即通常视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掌握和运用的权为权力,视个人、臣民掌握和运用之权为权利。
实际上,在其他三种典型的情形下,都是权利源于权力:(1)从权力的起源或权力终极性起始阶段看,其实是先有权力后有权利,权利来源于权力的确认和认可。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和随后的麦都司、卫三畏汉英、英汉字典,都直接间接以《康熙字典》和中国学者的有关手稿为基础产生于中国。[90] 王冠英、林振镛:《法学通论》,中国书店1945年版,第85—89页。盖征税有征税之资格,除国家与地方团体(地方政府——引者)之外,不能以私人资格征收之,故曰公权。此文的发表可视为权力一词在中文法学领域扎根生长的标志。
[88] 胡庆育:《法学通论》,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第16—29、136—139页。简单地说,平行型权力概念所指称的权力,是在法律上与权利平行、平等的,而附随型权力概念所指称的权力,则被视为虚构的复合型权利概念的外延的一部分,但中外宪法、法律文本中都不存在这种意义的权力。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提升宪法和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权威和公信力彻底解决社会公众信访不信法等轻视和忽视法律权威的现象产生的制度和社会根源,让法律扎根于普通民众的心中,让法律的要求转化成人们内心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让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养成崇尚依法办事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态。
正是依靠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在应对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彰显出巨大的制度优势和活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和有效的领导下,中国才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并详细说明: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概括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了系统论方法将全面依法治国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法治理论和学说相比,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品格。
其中最经典的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关于科学立法的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说明中强调指出: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培根上述关于司法必须具有公正价值的名言的实践意义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在立法中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处理立法与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首先明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则立场以及坚忍不拔的党性。
在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制度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2)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徙木立信的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
必须要用党章所确立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规划和统筹各级国家机关相互之间、上下级国家机关之间的组织关系,科学地划分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事权关系,准确界定党政机构的宪法地位和法律上的职权职责,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机协调和整合起来,形成党政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确保党建理论与国家建设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功能互补。因此,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性的检验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法学的概念体系、命题机制和判断方式来简单地推导出理性化的法治要求或者是应然的法治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权建设的组织原则。及至中华民国时期,虽然表面上行五权宪法之名,并且在制度上还推出了较为体系化的六法全书,但法律自身应有的规范功能和社会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展现和发挥,更遑论从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法律的功能和作用。
在2014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全面、系统和辩证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突出地显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所遵从的党性原则。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全面依法治国视为一项社会工程,法治作用的对象的广泛性和全面性直接决定了法治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从正确处理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本质上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致的,原理是相通的,功能是互补的。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
有的人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
代表了当代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发展趋势的西方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等,更是替以多党制、一人一票、轮流执政、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为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体系不遗余力地辩护,形成了较为强势的法治领域的西方学术话语。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四)关于全民守法的实践要求。培养社会公众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法治文化,涉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意识倾向,特别是关乎社会公众的行为习惯,因此,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来强化全民守法的实际效果,努力推进全民守法向全民信法的转变。
在我国现行的宪法制度下,并不存在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制度下所存在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之争,一切党政机构在本质上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从制度源头为实现公正司法提供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动摇,特别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和环境。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是就法治论法治,而是把法治问题放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相互辩证统一的整个社会结构中来全面、系统地认识法律问题的性质、存在的社会背景以及制度特征,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具备了法哲学、法制度学和法行为学三者有机结合的法学知识特性,呈现出层次化的、体系化的法律价值的要求。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与资本主义法治强调三权鼎立的权力运作机制不同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强调的国家权力机制运行的制度动力来源于党的领导原则,来自于上级国家机关对下级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活动的监督。
其内在理论逻辑在于坚持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实践第一的原则立场来发现法治中国建设中的真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公共权力有效运行的内在的动力机制,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辨证统一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综合地看待法治的社会功能,主张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坚持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思想等等。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所谓总抓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法治工作中,必然有一个纲,纲举目张,而这个纲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运用学术化的语言科学地表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特征,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以及理论逻辑,科学地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法治思想和学说之间的本质差别,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理论品格和中国风采。
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最大的理论特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各项法治工作的首位,并明确提出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国家机关内部都存在党委或党组,行使执政党的执政权,体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依法执政功能。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保证公正司法中的重要作用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有助于推动公正司法的司法改革方案。
与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法治理论和学说相对照,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巨大理论优势首先在于方法论上的先进性。中国古代的各种法治思想和学说,虽然对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政权起了一定保障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是低于和次于封建礼教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时,不能错误地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解释为集中正确意见。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上述讲话集中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是有机统一的,并构成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政治基础。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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